“三红一创”背后的平凡英雄

半个世纪以来,时代大潮迅速前涌。然而,那些大潮转弯处的精神标杆仍然清晰可辨。比如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“三红一创”——《红岩》、《红日》、《红旗谱》、《创业史》。“三红一创”曾经是那一代青年人生命中的太阳,启蒙过青春、照亮过梦想,它们背后的编辑家江晓天,也因新中国成立后“十七年”间编辑出版了“三红一创”以及《风雷》、《李自成》第一二卷而知名。《为你骄傲·忆江晓天》以纪实与回忆

的朴素笔触呈现出革命者、文化人江晓天的风骨和品质——这种风骨与品质,尤其是当下所缺失的,是弥足珍贵的、恒久的,是看起来小、做起来难的那一种,也最为令人动容。

江晓天多次说过,人要有理想和进取心,要有顽强的性格和巨大的忍耐力。不应被动地适应环境,而要随时调动自己的智慧创造业绩。即使身处逆境,也依然要活出生命的精彩。1951年,江晓天在北京参与创建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,那时他们只出些英雄传记一类的读物,如《刘胡兰小传》、《董存瑞》等。北京一家权威出版社放出话来:中青社文编室只能出青年传记,搞不了纯文学。江晓天却提出“发现一流作家,编辑出版一流作品”的“大一流”口号,此后主持和参与编辑出版了《红旗谱》、《红日》、《红岩》、《创业史》、《草原烽火》、《烈火金钢》、《李自成》一二卷及《风雷》等一大批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经典名著,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。《红岩》就是江晓天从罗广斌等人的一篇革命回忆录《在烈火中永生》发现的。1958年,他在一份简报中发现四川有一部罗广斌等三人署名的《禁锢的世界》。他当即写信,很快联系约稿,列入出书计划。此后,罗广斌等人很重视他的意见,甚至在他受批判、靠边站时,竟摸黑到家来,与之长谈至深夜。

但“文革”时期,江晓天被诬陷成黑线上的人物,受到牵连。时过境迁,他回忆这段往事时说:“正是这十八年,让我深切体会到,做人做事坚持实事求是、与人为善是多重要;才让我真正感受到被冤枉、受委屈、墙倒众人推、被人落井下石是什么滋味。我这辈子不会跟着斗来斗去,胡乱整人。”他也说:“党好比我母亲。打重了,打错了,还能计较吗?”这是对于他自己亲历的坎坷岁月有切肤之痛,也是基于他的人格与见地。最关键是: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比如“文革”之后拨乱反正,有一次,一位作家说了句“政治家最没良心”,引起一片哗然,有人提出要批判,他主张“首先要弄清楚他是在什么情况下,针对什么事,在什么场合下讲的,再说。”

姚雪垠之子姚海天撰文回忆《李自成》成书过程时曾说,父亲在1957年因为《谈打破清规戒律》、《打开窗户说亮话》等文章被错划为“极”。在等待处理期间,父亲常常一边痛哭,一边偷偷开始写作《李自成》。在去农场监督劳动前写出30万字初稿。江晓天开始与我父亲书信往来,并赴武汉约稿,最终使《李自成》落户中国青年出版社。并在审读、修改、定稿、编校、出版中付出了三年的心血,1963年出版。“姚雪垠说:如果有人问我谁是《李自成》的伯乐,我只能回答是江晓天。他是我困难时期遇到的第一个知音。”而江晓天本人也曾经回忆过这段往事:“《李自成》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上都是上乘之作。应该选用出版,否则太可惜了!但作出这样的决断,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,精神压力是很大的。主要作者和我这个编辑,当时政治上都处在困难境况之中。”

与人为善是一种最本质的品格。不久以前,江晓天夫人李茹在整理他的遗物时,发现了一封信,是文化圈里一位朋友写给他的‘忏悔书”。讲的是大约是1957年前后,他曾经揭发了江晓天。此人信中说自己是“负义之徒”。但是这封信,江晓天从来没有示人过,想来是对这位朋友的理解,也是为了保护他的声誉。对负义之人绝不睚眦必报、记恨在心,此等心胸,如大江大海,令人敬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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